巴陵胜境，俊彩星驰，余君三定居其间矣。其为学也精，硕果累累；为人也和，胜友如云；为官也勉，朝乾夕惕。余以为，高校工作，科研、教学、管理，得其一而致优者，已属不易，然则余君兼三事于一身，且能运斤成风，于“文艺湘军”乃至学界也堪称翘楚。余居湘中，尝闻余君之雅望，迁移江城，常借洞庭一水与之以通心印
之所以成就余君者，传统文化精髓耳。余君尝言，学者之社会责任，正是高悬岳阳楼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患意识，与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价值观念，故能以热心肠既继往圣之学于当世，亦以一家之言观百家之说，行学术批评之责于现在。柳诒徵尝云：“讲求学术必先虚心”，“不可挟一偏之见舞文饰说。”余君学术批评得其主旨，低调、平实，既重基础理论之探索，尤重现实、现象之剖判，综合概括，平情立言，为学术之深化、学术之自洁，实践其继学、“立言、立功的人生夙命”。文学评论家之誉当之无愧矣。
与众多学者不同，余君专就当代学术立言，透文化之表象，析学理之深奥，尤重宏观把握，突出理论求索与创新。余君藉《光明日报》立论曰：“面向世界，平等对话是未来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”，并谓“单向输入”或云“学术逆差”，与“翻译、介绍、照搬多，而辩正地消化、吸收、有批判地融入我们学术理论的血肉中则做得不够”，乃“其存在的两个方面的明显缺陷”，而“最大的缺陷是浮躁乃至腐败”。文既呈其平实低调之色，亦显大气磅礴之风。虽为一家之言，亦可谓不易之论。
余致力学术研究多年，时至今日，于“学术”二字茫然而无所措辞。学术之内涵、外延，始于何人、何时，不可考，亦不必考。或云“系统、专门之学问”，或云“学问与方法”，或具体曰“国学”（曹聚仁等语），或概而言之曰与“形质”相对之“精神”、“时代思潮”（梁启超语）。如此大而化之之说，虽人言人殊，然皆视之“研究之研究”，或“专门知识之研究”也。若中国古代学术乃义理、辞章、训诂之研究也。其根柢于专门，倚重于研究。英文以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译学术，亦彰显专门与研究之义。当代学术亦如是。然则其固非无源之水，亦为近代学术承上启下者。梁启超论近三百年学术主潮为“厌弃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”，其“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”。钱穆断言，近代学术导源于宋，道咸以下，“汉宋兼采”，乾嘉而后，“不识宋学则无以识近代”。二说不同，然以复古为形式，以创新为鹄的，视客观为托命，古今中西，去粗取精，弃伪存真，实乃近世诸于同趋之途。“清溪尽是辛夷树，不及东风桃李花。”当代学术既承前代之余绪而有所扬弃，重新学理之探索，重客观之实证：弃置复古之形式，开拓创新之道路。辛夷尽往，桃李之花盛开今世，余君自觉于前，条分缕析于后，而有《新时期学术发展之回瞻》，论引介之得失，中创新之肯綮，可谓领宗得意者也。
文化依积淀而有传承，一代自有一代学术。清代学者、诗人赵翼有诗曰：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岂止谈诗，学术尤其如此。余君三定为当代学术推涛助浪，中国学者亦当致力新时期中国学术于百家争鸣，花团锦簇中再领风骚。
是为之序。
（《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》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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